跨年夜散场后我站在路边等一辆能动的车

零点刚过，人群从广场的各个出口涌出来，像水从裂开的袋子里漏了一地。有人举着没气的气球，有人把围巾甩到肩上，手机屏幕的光照着一张张冻红的脸。我被人流推到路边，脚底下踩着彩带和碎纸片。出租车候车区排了七八十人，队伍歪歪扭扭，最前面的人不停朝远处张望。手机叫车软件上，排队数字从四十三跳到五十一，再跳到六十七。冷风从领口灌进来，我缩着脖子，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那辆旧桑塔纳，暖风要开十分钟才热，玻璃上永远有一层雾。

那辆车是墨绿色的，车门内侧的把手断过一次，用铁丝拧了个环。父亲每天清晨六点发动它，引擎声在楼下响三下，母亲就知道该把早饭端上桌了。我坐在后排，看父亲右手换挡时手背上的青筋一鼓一瘪，像小虫子在皮肤下面爬。冬天他戴一双露指头的毛线手套，方向盘套是毛绒的，掉毛，我的校服裤子上总粘着细碎的黑色纤维。那时候路上车少，从家到学校四公里，一个红灯都不用等。

后来我考了驾照，开的第一辆车是二手的，银灰色，车龄比我驾龄还长。空调压缩机坏了，夏天开起来像坐在吹风机里。有次在高速上，时速表指针突然掉到零，又猛地弹回去，我吓得靠边停了半小时。修车师傅说传感器接触不良，换一个要两百块。我没换，就那么开着，指针跳它的，我开我的。那辆车陪了我三年，卖出去的时候里程表停在十九万公里出头，买家是个刚毕业的男生，付钱时手有点抖。

汽车这东西，说到底是个铁壳子加四个轮子，可人对它的感情常常超出机械本身。我认识一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，他说驾驶室就是他的第二个家，卧铺底下塞着拖鞋和搪瓷缸，挡风玻璃前摆一张女儿的照片。他跑西北线，一趟七天，戈壁滩上几百公里不见人烟，只有引擎的嗡嗡声陪着他。他说有时候半夜停在服务区，熄了火，四周安静得能听见油箱里油液晃荡的声响，他会点一根烟，抽完了才舍得睡。

城市里的车又是另一回事。早晚高峰，车流像凝固的河，刹车灯红成一片。有人在车里吃包子，有人对着后视镜补妆，有人把广播从交通台换到音乐台再换回来。我见过一个女司机在等红灯时翻一本摊在副驾驶座上的书，绿灯亮了，她单手扶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还按着书页。后面的车按喇叭，她才慌慌张张把书合上。那一刻我觉得她挺了不起的，在所有人都急着往前赶的路上，她还记得自己要去哪里。

零点四十分，我终于叫到一辆车。司机是个中年男人，车里暖气开得很足，广播里在重播跨年晚会的歌。他问我是不是刚看完烟花，我说是。他说他今晚拉了四趟广场的活儿，每趟都堵，但比平时挣得多。车拐上高架，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，远处还有零星的烟花在楼缝里炸开，听不见响，只看见光。我把头靠在冰凉的车窗上，想起那辆墨绿色桑塔纳，想起父亲换挡的手，想起十九万公里和戈壁滩的夜。车继续往前开，轮胎碾过路面接缝，发出细碎的咯噔声，一下，又一下。